“8名工作人员推着半人高的垃圾桶入场，与家属错身而过。他们动作麻利地清理案台上的祭品，取下白色的挽联，撤走百合和菊花装饰的花圈，倾倒盒中残留的花瓣。七八分钟后，归真厅恢复如初。而厅门外的座椅上，坐满了身着深色衣服的人——下一场葬礼的家属在此等候。在这间殡仪馆里，他们共同经历了人生最深刻的离别。”

　　死亡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是遥远的概念，但对于43岁的蒋楠来说，“生离死别”却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词汇。

　　2020年，复旦-港大EMBA项目2018级学生蒋楠成为殡葬行业中的一员。8000多场的追悼告别仪式，她见证家人间的生死离别，体会世间的人情冷暖。面对死亡，她也从最开始的恐惧，变得从容、淡然。回顾4年的工作，蒋楠说：“我们能做的，不过是给予逝者体面的告别，让生者得到更好的慰藉。”

　　2024年11月30日，上海龙华殡仪馆二楼归真厅门外，白事管家陈千禾身穿浅灰色西装礼服，重新摆放案台上的葬礼用品。她刚刚结束一场葬礼主持，稍作休息后，开始练习下一场葬礼的主持词。生命礼仪师胡正宇手中的逝者遗像还没放下，正向逝者家属嘱咐葬礼结束后的注意事项。陈千禾和胡正宇，都是蒋楠殡葬团队的工作人员。

　　13：00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工作人员从遗体确认间推出棕色的棺木，棺木里，逝者面色平静，仿佛只是陷入了沉睡。

　　2020年，蒋楠结束长达15年的金融职业生涯回到上海，以顾问身份给“摆渡人”做招聘，将此作为一次换工作的“过渡”。“我没有接触过民营企业，更多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。”蒋楠说。但在招聘过程中，她发现很多来应聘的年轻人，不为别的，一心一意只想做殡葬，这让她产生了好奇，“心动了，也想进来看一看。”

　　近几年，像蒋楠一样跨入殡葬业的人并非个例。在《202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，截至2023年底，全国殡葬从业人员达9.1万人。与五年前相比，从业人员数量净增了1.1万人。

　　2021年，蒋楠服务了第一个逝者家庭，逝者是位80多岁老奶奶。时至今日，南宫NG28入口蒋楠仍对逝者家中的景象记忆犹新：角落的地砖上残留着液体干涸留下的痕迹，杯子横倒在桌上，表面积了层灰，满地杂物。逝者的爱人、80多岁的老先生站在杂物堆中，儿子坐在斜对面的沙发上。眼前的一切有些超乎她的预期。

　　那时，蒋楠还保持着在金融公司上班时的打扮和工作习惯。她穿着时髦的大衣，挎着LV包，站在门口，有些不知所措。环视了一圈，最后她将包放在了地上。尽管初入殡葬业，蒋楠仍感受到，家属此刻非常需要一位专业的殡葬人帮他解惑。“面对一个生命的离去，家属需要完成的，远不止一个几十分钟的葬礼。”蒋楠回忆。她手拿记事本，询问家属挑选墓地的需求。就这样，蒋楠开始了她的殡葬工作。

　　蒋楠的团队中，有许多从其他专业的跨行来到殡葬业的人们——陈千禾曾从事金融工作，孙林光曾是名国际导游，还有曾经从事婚纱儿童摄影、医疗、建筑等领域的成员。尽管有部分职业院校会开设专门的殡葬专业，殡葬人大多并无殡葬专业学习背景，《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（2018～2022）》显示，在殡葬服务人员中，仅有21.52%的人具备殡葬专业背景。此外，7.68%的从业人员学习的是非殡葬专业的其他民政类专业，而70.80%，则来自其他专业领域。

　　殡葬工作有一套既定流程。当有人离世，首先要在社区或医院办理死亡证明，如果没有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，殡仪馆无法接收遗体。遗体被接到殡仪馆后，殡葬公司需要与家属确定追悼告别仪式的举办时间，根据前来追悼的人数选择合适大小的礼厅。葬礼结束后，如何开展“头七”等后续祭奠活动、如何对家属进行心理疏导......殡葬人们常常需要周旋于这些琐碎的流程细节之中。

　　除了学习专业殡葬知识外，学会处理“恐惧”也是每个殡葬人的必经之路。蒋楠说，最开始，大家都会想各种方法“去晦气”。在葬礼现场，有的殡葬人会带上朱砂手串；在“殡葬一条街”上，到处是满身金器和辟邪手串的大爷。

　　蒋楠还记得她的前同事杨敬生刚入行时“紧张得要死”，每天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脱光所有衣服去洗澡。蒋楠回忆：“杨敬生老是感觉身上有脏东西，总会一直洗一直洗。他去殡仪馆时，都会先在地上丢一个锡箔，虔诚地朝各方拜神。”熟悉殡葬工作后，杨敬生渐渐不再如此。

　　蒋楠也不例外，踏入殡葬行业之前，在街上看见一个锡箔，哪怕是散落的、没有烧掉的锡箔，她都会感觉那一天“特别倒霉”。“摆渡人”的创始人将刚设计好的骨灰盒和寿衣给蒋楠看，她差点将对方的联系方式拉黑。“即使尊重这个行业，但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还是很害怕。”蒋楠说道。

　　新殡葬人的紧张和恐惧很常见，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殡葬人，这是必须跨过去的坎。

　　蒋楠选择将自己带入逝者的视角，“如果我是逝去的人，我也希望能够被好好对待”。她开始和同事一起设计寿衣、棺木等，甚至主动穿着设计的寿衣躺进棺木中，反馈自己的体验。在设身处地的思考中，蒋楠的恐惧慢慢减少。

　　逝者的妻子将铁钉一锤一锤地钉入棺木的最后一个角，封棺完成，工作人员撤下遗像，13：42，这场葬礼画上了句号。

　　8名工作人员推着半人高的垃圾桶入场，与家属错身而过。他们动作麻利地清理案台上的祭品，取下白色的挽联，撤走百合和菊花装饰的花圈，倾倒盒中残留的花瓣。七八分钟后，归真厅恢复如初。而厅门外的座椅上，坐满了身着深色衣服的人——下一场葬礼的家属在此等候。在这间殡仪馆里，他们共同经历了人生最深刻的离别。

　　悲伤是殡仪馆里最常充斥的情感，但远不仅此。死亡可能会将琐事之下的矛盾推向台前。

　　“你找的什么殡仪公司！”因为一个很小的原因，一位中年男子突然大怒，对着蒋楠团队叫嚷起来。弟弟已经去世了几日，而侄子昨晚才通知他来参加追悼会，这令他感到愤怒。侄子只是站在一旁，一言不发。

　　话虽然是冲着蒋楠说的，但是蒋楠认为，男子只是把对侄子的怒意转移到了自己身上。蒋楠并不恼，也不介入家属之间的对话，她按照流程，为逝者献上黄色的菊花。“这是一种与家属的默契。”蒋楠说。

　　矛盾不仅存在于生者之间，也跨越生死之界，这是复杂的事情，需要殡葬人以耐心处理各种情感。即使见证过各种各样的葬礼故事，一场没有遗像的葬礼仍让蒋楠记忆深刻。

　　逝者是陈婆婆的老伴。但说起丈夫，陈婆婆话里似乎有几分恨意。“小蒋你知道吗？别人没听过的最难听的话我都听过，没挨过的打我都挨过。”

　　长期以来的痛苦令陈婆婆记忆力下降，无法记住葬礼的各项流程。蒋楠点开群聊，将早已发在群里的信息再一次讲给她听。她语速很慢，反复确认陈婆婆是否听清了每一条内容。

　　葬礼当天，礼厅中央空空的，黑色的遗像框两侧布置着黄色的菊花，相框里没有照片，因为婆婆说“下辈子我们再也不要见面了”。婆婆佝偻着腰，扶着棺木轻轻拍打，看不出哀喜。末了，陈婆婆还是委托蒋楠为亡夫做超度法事。蒋楠觉得，“婆婆还是希望老爷子好。”

　　从接到委托到全部仪式完成，蒋楠陪伴了陈婆婆一个多月，时常打电话和婆婆聊天。整个过程中，陈婆婆的五个子女一个也没有出现。“不管爷爷生前是什么样的状态，陈婆婆又经历了什么，好好把爷爷送走，也算是在陈婆婆最困难的时候，帮了她一把。”

　　2021年底，在丈夫的供饭仪式上，林月乔被婆家人指责没有教育好女儿，因为女儿面对父亲的去世，一滴眼泪也没流。想起这些，林月乔面色憔悴。她知道，女儿也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之中，只是不用眼泪来表达。

　　葬礼仪式并非死亡的尾声，如何处理亲友离去后的情绪是死亡带来的必修课。处理的方式不止眼泪一种。

　　2004年，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·克瑞塔兹第一次提出“死亡咖啡馆”的概念，2011年，第一场「死亡咖啡馆活动」在伦敦一间地下室举行。活动期望在一个坦诚开放、真实安全的空间里，引导人们自由表达对死亡的见闻和感受，打破对死亡的禁忌。此后，这个活动形式传播到了全球十多个国家。

　　类似地，2024年上元节，摆渡人团队在宝兴殡仪馆附近以咖啡馆的形式开设了门店。店面不大，前厅后厨30平米左右，灰色地毯上摆着两张黑色的小圆桌，沙发上放着大大小小的玩偶，毛毡板上贴满留言。

　　这里主要进行白事咨询和服务，若有人专程来喝咖啡，则需要向店员讲述一个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故事来换取一款咖啡。咖啡的名字很有特色——“殡”美式、“奠”拿铁和“酸甜苦辣”。

　　咖啡馆里有一处大约一平米的独立空间，叫“思念有形”，用于投放给逝者的信件。

　　在与逝者家属的接触中，陈千禾留意到，即便礼仪师不断引导家属与逝者做最后的道别，许多家属却只是默默哭泣，难以开口。在人多眼杂的场合，他们总有一些拘谨。在陈千禾看来，写信或许可以跨越口头表达上的无力。于是她和同事们在“摆渡人白事服务”小程序中设置“思念有形”，人们可以在程序中向逝者写信。信件是公开的，其他人也能看到。

　　陈千禾印象最深的信件来自一对母女。疫情期间，“摆渡人”接到了佳佳的求助，她的父亲不幸离世，但当时无法操办线下追悼会。佳佳和妈妈在小程序里各自向逝去的父亲和丈夫写信倾诉，接近一年的时间里，她们一共写了17封。被她们的信件所触动，陈千禾和同事们想为母女俩多做一些事情。依照信中的时间脉络，团队还原信里的场景，配上插图，制作了一本纪念册，在佳佳父亲忌日一周年当天，把这本纪念册被送到了佳佳的手中。

　　在电影《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》中，至尊宝借助月光宝盒穿梭时空，打破生死界限。“这就是我们在做的，让家属没有遗憾地送别逝者，把有关逝者的回忆和印记留给这些家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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